追讨工程款的他，最终被判刑三年半

孙胜辉，年五十七，来自岳阳汨罗，是一名在一九八八年毕业的大学生，村里唯一的知识分子。他于九十年代辞去长沙冶金设计研究院的公职，走上了创业之路，自称曾身价上亿。然而，时光荏苒，二十多年后，他却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被长沙望城区法院判处三年半的有期徒刑。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事情要追溯到二〇二〇年的一月。为了查找举报线索，孙胜辉花了六千元从一个姓肖的人那里购买了关于举报对象的手机通话详单共三千九百六十四条及五条邮寄信息；同时，他还通过一个姓吴的人网络购买到相关数据，电脑中存有九千四百八十二条记录。他的目的是调查邵阳烟草系统中一些人员的通话、乘飞机、乘高铁及住宿记录，举报他们的行为违反了规定。然而不久后，他便被警方逮捕。

在此需明确：购买个人信息确属违法。法律规定，公民的通话记录和行踪受到保护，无论目的为何，违法行为都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经过一审和二审，他均被判有罪，且量刑处于法定范围内，程序上没有显著问题。然而，孙胜辉为何会走向这条道路？这要从另一件事情谈起。

二〇一一年，他以挂靠的身份参与中浩建设公司，并中标邵阳烟草物流园项目的第一标段，招标价约为一亿。但在施工过程中，邵阳烟草公司进行了重大设计变更，导致造价迅速攀升，最终估算达到三点八亿，涨幅超出百分之二十五。根据招投标法，这种情况本应重新招标并签署补充协议，但这些手续并未得到落实，工程仍照常进行。到了二〇一四年八月，工程因故停工。时至今日，已有整整十二年，双方依然未达成结算。

孙胜辉称已完成的工程量约为三点八亿，但邵阳烟草公司仅支付了二点二亿，因此他认为他们还欠他一亿五千万。而烟草公司则认为合同金额为一亿，已支付二点二亿，反而起诉要求他退还多付的五千七百九十六万。两者的说法严重对立——一个声称欠款，一个声称超付，差额竟超过了两亿。至今无人能对此账目提供明确的答案。

在二〇二六年六月，邵阳中院重审，驳回了烟草公司的所有诉求，但烟草公司已上诉，最终结果尚未出炉。从“驳回”一词可以窥见案件的复杂程度。孙胜辉并非没有采取正当的手段。他曾多次联系、催促和协商，尝试对账，但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首先，停工后双方没有确认已完工的工程量；其次，他的挂靠身份导致合同存在瑕疵，且新材料新工艺没有定价依据；最后，结算的资料在他服刑期间难以取证，无法进行反击。

更令人沮丧的是，作为要债方的他，竟成了失信被执行人。朋友刚给他转账，结果几分钟内钱就被划走。此外，他还曾因欠农民工工资于二〇一八年被刑拘，而该案件还曾是全国十大欠薪案之一。朋友替他垫付二百七十万后，农民工给予谅解，最终在二〇一九年他被判免于刑事处罚。这段人情债他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在六年的追讨过程中，他不仅两次受到刑事追责，工程款的归属依然遥遥无期。他所说的“没办法了”，是无奈的真实写照。类似的案件不少，贵州六盘水的马某某因讨债也陷入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泥潭，最终选择不起诉。为了追索债务而陷入同样的法律困境，结果却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

孙胜辉所说的“账算反了”看似愤懑，实际上反映了他作为一名在工程领域奋斗了十二年的人，却在制度的夹缝中跌入困境。最终，他不得不采取极端且危险的方式来寻求解决。他的行为无可否认地违法，应当受到惩罚。但惩罚之后，那一亿五千万的工程款究竟由谁来厘清？那十二年的账，何时才能解决？